作者：司徒嘉恒資深顧問

2016 年里約奧運的女子體操項目，美國隊可說是光芒萬丈。在天才選手 Simone Biles 的領軍之下，美國隊在團體項目以 184.897 的總分，徹底輾壓銀牌俄羅斯的 176.668 分。Simone Biles 在個人項目則拿下三金一銅，使得她成為美國體操歷史上，在各大國際賽奪冠最多的女子選手。

Olympic women’s individual all-around artistic gymnastics medal ceremony by David Jones is licensed under CC BY 2.0（封面）

US Olympic Gymnastic trials by margaretglin is licensed under CC BY 2.0（內文）

然而，里約奧運結束之後，美國體操協會（USA Gymnastics）的黑暗面才被逐漸揭開。上百位女子選手，多年以來，都被國家隊隊醫 Larry Nassar 假借診療、復健名義予以性侵，而作為美國體操運動的最高級民間組織，在調查的過程中發現，美國體操協會幾十年來，不止是無視性侵害選手的指控，更可能是主動促成了性侵害未成年女子選手的溫床。

事情要回到 1981 年。羅馬尼亞籍的 Bela Karolyi 和他太太 Marta 本來是羅馬尼亞體操國家隊的總教練，也是共產黨獨裁者西奧塞古（Nicolae Ceausescu）的親信，叛逃至美國。在羅馬尼亞任教期間，Karolyi 夫婦教出了 Nadia Comaneci，以 14 歲的稚齡奪得了 1976 年蒙特婁奧運會的體操金牌。Karolyi 夫婦來到美國之後，在他們的指導之下，美國的女子體操運動開始大放異采，在 1984 洛杉磯奧運、1996 亞特蘭大奧運，都拿下團體及全能項目的金牌。Bela Karolyi 於 1999 年成為美國女子體操國家隊的總教練，Marta 於 2001 年接任，直到 2016 年退休為止。

他們帶領美國隊將近二十年的時間裡，入選美國國家隊的女子體操選手，每個月都必須向他們位於德州郊區的訓練中心報到，進行高強度的封閉式訓練，選手不得攜帶行動通訊裝置，也不能與外界聯繫，包括選手的家長。女子體操運動的參賽者，由二十多歲的成年女性，也逐漸轉變成以未成年青少女為主力選手。未成年青少女的身體更為輕盈柔軟，與成年女性選手相比，能做出更多高難度動作。而選手年齡的降低，讓教練能夠對選手的生理、心理與管教，擁有更多的控制。Larry Nassar 在過去二十年長期對女子選手的性侵害，就是在這種高壓而封閉的環境中發生的。

2016 年九月，印地安那州當地報紙 Indianapolis Star 首先報導了性侵害醜聞，最後至少有 250 位女性出面指控 Larry Nassar 的性侵害。這些發聲的受害者當中，很多都是歷來美國女子體操的金牌得主，包括 McKayla Maroney、Aly Raisman，也包括 Simone Biles。受害者也包括許多美國大學女子體操校隊的成員，包括 Nassar 專職任教的密西根州立大學。Larry Nassar 迅速被捕，FBI 指控他收藏兒童色情圖片，聯邦法院判處他 20 年有期徒刑。密西根州兩個郡的檢察官，則基於兒少性侵害的刑事法律另外起訴，Nassar 認罪後，累計刑期高達 175 年。

美國體操協會在這一系列性侵害醜聞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在媒體的挖掘、執法機關的調查下逐漸曝光。在 2016 年以前，美國體操協會的高層主事者，對於教練性侵害選手的指控，大多置之不理。對於具有性侵害前科或傾向的教練，美國體操協會也沒有建立通報機制，讓不肖教練可以在不同的體操場館出沒。而美國體操協會於 2015 年接獲 Nassar 涉嫌性侵害的指控以後，等了五個星期才把相關指控向執法部門通報。

在這段期間，美國體操協會內部針對性侵害的指控，為了理清案情，曾經委請律師事務所進行外部獨立調查。當時有三個潛在的性侵受害人，第一位是 2012 年奧運代表隊的隊長 Aly Raisman，第二位則是體操新星 Maggie Nichols，因為過度訓練造成膝蓋受傷而無法進入 2016 年里約奧運的團體名單，第三位則是本文一開始提到的天才選手 Simone Biles。但是，獨立調查團隊竟然未對 Simone Biles 本人或其家長進行訪談，而美國體操協會在調查結束後向 FBI 報案時，也未提到 Simone Biles 是可能的受害者。顯然，美國體操協會並不想面對自己可能未善盡保護 Simone Biles，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強的體操明星，的法律與道德責任。

而醜聞曝光以後，美國國會舉行聽證會，就「如何保護未成年體育選手免受性侵害」的議題進行調查，但美國體操協會並未出席，也未發表任何道歉聲明。

美國體操協會，做為非營利法人，事實上相當有錢，固定的贊助商包括了家用品大廠寶僑（Proctor & Gamble）、家樂氏玉米片（Kellogg’s）、運動品牌 Under Armour 和電信業者 AT&T。隨著醜聞的延燒，這些贊助商都中止了對美國體操協會舉辦的全國賽事的贊助，使得美國體操協會失去了每年將近一千萬美元的行銷贊助收入。

在一片混亂之中，隨著 Larry Nassar 的刑期底定，美國奧運委員會（United States Olympics Committee）於 2018 年 1 月份發了一封公開信，要求美國體操協會必須進行全方位的改革，現任 18 位理事必須全體辭職，並且將對美國體操協會以及美國奧運委員會進行第三方獨立調查，否則美國奧委會將「註銷」（decertify）美國體操協會做為全美國體操運動的主事機關（national governing body, NGB）的資格。

美國奧委會的由來、法律依據與運作模式，體現了所謂的「美國例外論」：作為歷屆奧運會的奪牌強權，美國是全世界極少數在政府部門中沒有任何「體育專責主管機關」的國家，美國奧委會從成立以來，一直是純粹的民間組織。

1978 年美國聯邦的《業餘體育法》通過之後，將美國奧委會重新定位為聯邦特許的非營利法人，對外專門負責參加或籌辦奧運會及其他一線國際運動會，對內則負責認證全國性質的單項體育協會作為 NGB 的資格。單項運動的 NGB 有權辦理全國比賽，並且選拔籌組單項運動的國家代表隊。如果美國奧委會註銷某一單項協會的認證，該單項協會將失去辦理全國比賽的資格，美國奧委會可以逕行接管該運動項目的組隊事宜。然而，美國奧委會不是政府機關，聯邦政府從未編列預算補助，美國奧委會的財源，均來自於商業贊助及慈善捐款，這也是全世界中的特例。

迫於美國奧委會的壓力，2018 年 1 月 31 日，美國體操協會的理事全部辭職。然而事情並未到此結束，第二天，美國的體育媒體《運動畫刊》（Sports Illustrated）報導，美國奧委會事實上同樣是知情不報，對外宣稱他們直到 2016 年才曉得這件事，但 2015 年 7 月時，美國體操協會當時的執行長 Steve Penny 已經以電話向美國奧委會的執行長 Scott Blackmun 通報 Nassar 可能的性侵害案件，二個月後，Steve Penny 又用電子郵件向美國奧委會通報。結果輿論大譁，Scott Blackmun 也在 2018 年二月份辭任美國奧委會的執行長。

這一波人事異動仍然擋不住體操選手們的怒氣。2018 年 2 月底，2012 年倫敦奧運美國隊團體與地板項目雙金得主 Aly Raisman 再度發難，把美國體操協會與美國奧委會全部告進法院，主張這兩個機構對於 Nassar 的性侵行為「已知或理應得知」而未採取任何防範措施，違反這兩個機構「保護未成年選手」的法律義務。

美國體操協會原本的執行長 Steve Penny 在 2017 年底辭職以後，由運動行銷人 Kerry Perry 接替，但美國奧委會對於 Kerry Perry 將如何改正體操運動文化的消極毫無作為非常不滿，八月底美國奧委會剛上任 11 天的新執行長 Sarah Hirshland 在《今日美國》報上受訪時痛批，Kerry Perry 被迫於四天後自行請辭。美國體操協會在 2018 年 10 月推出了曾是體操選手的律師 Mary Bono 擔任代理執行長，但消息一出，立刻被發現她所屬的律師事務所 Faegre Baker Daniels 其實是Larry Nassar 聘用的辯方律師，此一任命被以 Simone Biles 為首的體操選手大肆批評，Bono 只作了四天的執行長便黯然辭職。

美國奧委會立即決定重新啟動註銷程序，而美國體操協會的回應是：於 2018 年底聲請破產重整，理由是求償訴訟金額太過龐大，而美國體操協會的資產大約僅有一億美元左右，無法支應賠償金額。破產重整程序開始之後，依據美國破產法的相關規定，將自動凍結（automatic stay）聲請人所有履行中的契約權利義務、以及繫屬中的訴訟程序。因此在破產程序進行中的時候，美國奧委會的註銷程序必須暫停，一百多位體操選手提出的求償訴訟、以及訴訟前的證據發現程序（discovery）也被迫暫停。破產重整程序的進行，並不影響日常業務，美國體操協會仍然照常辦理選拔賽和代表隊遴選作業。直到現在，美國體操協會仍在破產重整程序中，而協會在程序中向一百多位原告提出的兩億美元和解金，並沒有被接受，雙方仍在僵持中。

臺灣在 2017 年修正《國民體育法》以後，對於中華奧會的法律定位更臻明確，對於各全國性單項協會的任務、會員資格、理事組成，也有了更高強度、且更為進步的規範，例如協會理事名額必須有五分之一為現任或退役的國家隊選手，確保選手的聲音能夠被聽見。然而，如果美國體操協會的鬧劇可為前車之鑑，《國民體育法》的下一步修法，是否更應該考慮體育活動參與的各項議題，例如將「保護選手訓練及比賽過程中的人身安全」、「促進性別平等及弱勢族群的廣泛參與」列入各單項協會的義務？各單項協會如何督導第一線基層教練的行為？這是我們在慶祝本屆奧運奪牌總數創新高的時候，值得再加深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