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Uber停業，我們學到了什麼？

作者：孫德至主持律師

昨日 Uber 在臺灣遭歇業，不免又引發了一陣論戰。這其實是老問題了，在臺灣，遠自過去的有線電視分區管制爭議、到數位匯流、到第三方支付與電子票證、到現在的共享經濟，總是有「新創事業」與「既有產業」的對抗，也總是有管制是否平等、競爭是否公平的問題。

Photo Courtesy joiseyshowaa CC BY-SA 2.0

新創事業當然不容易，除了挑戰既有產業的市場利潤以外，也往往不禁令管制者側目，思索應該如何對應。過去也不乏見到涉及「金流」的產業，遭銀行業檢舉違反銀行法等金融法規而遭調查之例。數字科技公司因為虛擬寶物交易，被檢察官認定為違反電子票證管理條例，「違法吸金」上百億而遭起訴，更是令人驚駭莫名。根本的問題或許在於，管制者是否願意細細比對每個事業所受的管制是否合理，而非將既有管制框架直接往新興產業套上去。

在美國，新興事業與既有產業的管制大戰，早就是老梗。有線電視業者剛出現之際，無線廣播電視業者透過持續的政治運作，希望主管機關課予有線電視業者相同程度的規範，例如管制有線電視業者的「頻道數目」。但無線廣播電視與有線電視，因為科技上的差異性，如何負擔相同的管制內容？廣播電視業者涉及的是避免頻率干擾等電波特性，在當時會有頻道數目的管制；相反的，有線電視業者在技術上不會有頻譜有限性的問題，反而面臨到的問題是因為纜線鋪設而造成的地役權爭議。簡單的比喻：同樣是食品，蘋果與雞腿是否要受到相同的管制？

美國哥倫比亞上訴巡迴法院在 1977 的 Home Box Office, Inc. v. FCC 案件中，否定了 FCC 將有線電視業者與無線廣播電視業者採取同等管制的正當性。之後在 1979 年的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n v. Midwest Video Corp 等案件中，最高法院也採取了相同的立場。簡單的說，對於新興產業的管制，不是粗略地將其套入既有的管制框架，反而因該藉此機會審慎檢視既有管制是否合理，有無修正調整的必要。這樣的管制理念，或許才是個鼓勵新創事業的合理環境。

當然，這樣的說法不是為 Uber 開脫。相反的，筆者反而認為 Uber 的主張中，大量著墨於自己的新潮與客戶滿意，卻少見其認為應與既有計程車業者採取差別管制的論述。既然許多 Uber 司機是全職工作，為何不須如同計程車業者一般取得執業駕照與營業登記？為何不需與負擔相同的稅賦？為何 Uber 車可以比較潮，計程車就得漆黃色？身為資金豐沛的新創事業，將時間與資源花費於傳統公關運作，忽略了紮實的正當性論述，或許這才是 Uber 公關危機與歇業災難的根源，值得所有新創事業作為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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