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新彰銀案，法院判對了嗎？（二）

作者：孫德至主持律師

94 年間，歷經本土金融風暴後，財政部決定以招標發行私募特別股的方式，引進策略投資人以救援壞帳累累的彰化銀行。台新金以新臺幣 365 億、溢價 114 億擊敗淡馬錫得標，取得彰銀 22.5% 股權，成為彰銀單一最大股東。招標時，財政部曾以新聞稿宣布將支持得標者取得彰銀經營權。台新金得標之後，民國 94 年、97 年及 100 年的董事改選，台新金均在財政部支持下取得董事過半席次與掌握經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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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時易世變，財政部不再支持台新金掌控彰化銀行經營權。泛公股事業加碼買進彰化銀行股份，財政部也委託券商徵求委託書，經營權大戰正式開打。 103 年底彰銀董事會改選出爐，台新金在 6 席普通董事中僅當選2席。台新金在股東會改選中拱手讓出經營權後，雙方大戰搬至法院決勝負。

其實法律爭點並不複雜，最主要只有三個問題：第一，財政部與台新金之間，究竟對彰化銀行之經營權有無明確的約定？第二，若有，這個約定的具體內容是什麼？第三，財政部是否有違反雙方間之經營權約定？

關於第一個爭點，台新金主張的雙方約定基礎，並不是一個雙方白紙黑字簽定的「契約」，而是財政部 94 年 7 月 5 日的新聞稿及 94 年 7 月 21 日回覆彰化銀行的公函。在訴訟中，財政部則宣稱，新聞稿僅係「政策說明」而非契約的要約、而該財政部的公函發文對象是彰化銀行而非台新金，當然不會使財政部與台新金之間存有契約關係。

其實，過去行政機關常有對其新聞稿與公文內容事後出爾反爾的特性，且宣稱這僅是不具拘束力的「政策宣示」或「內部意見交換」，讓人民對政府打交道戒慎恐懼。但本案中，法院則援引「懸賞廣告」的例子，認定雖然財政部前述新聞稿與公函，雖對話對象並非台新金，但法律要約性質明確，台新金也履行了彰銀增資股份標購，雙方間就存有契約約定。這樣的意見，可以算是給慣於出爾反爾的行政機關，小小警惕。

真正的問題在於第二個爭點：究竟雙方具體的內容是什麼？財政部在過去 9 年間，均支持台新金取得過半席次，但究竟財政部要支持到什麼時候？財政部 94 年 7 月 21 日公文內容，依判決書引號記載：「財本部持股未出售前，如得標人仍為最大股東者，本部將『不改變』由最大股東主導該行經營權之政策」。單純就文字理解，只要台新金仍然是彰銀的最大股東，財政部就不會改變原本從 94 年起的支持立場。

但法院對此則出現了爭議性的判斷，將公文文字記載的「不改變」，輕輕巧巧的轉彎解釋為：「『不妨礙』得標投資人之經營主導地位」。兩字之差，差之千里。原本財政部公文的意義在於，財政部應持續支持台新金的經營權，重點在於要有繼續性的積極的作為；而在法院的解讀之下，卻是財政部僅不妨礙即可，只要沒有刻意阻撓的大動作，就算是履行了對台新金的承諾。

順著這樣的看法到了第三個爭點：財政部到底有沒有妨礙台新金取得經營權呢？法院認為沒有，因為台新金自己的股權掌控本來就不足，本來就無法取得經營權，也因此財政部當然沒有「妨礙」台新金取得經營權的餘地。最後更對台新金補上一槍，認為泛公股加碼購買彰化銀行股份，無法證明是出於財政部的指揮或動員，當然就更不算是妨礙台新金取得經營權了。

法院對雙方契約具體內容的解釋，以及對財政部後續動作的判斷，卻實在令人費解。法院將財政部 7 月 21 日公文的文字解讀方向大轉彎，已讓台新金團隊重挫，更甚者，就是因為台新金對彰銀的持股並未過半，無法獨立取得經營權，才會衍生財政部是否本來應該要支持台新金，但違反雙方約定而未支持台新金的爭議；如果台新金本身就可以獨立取得經營權，又怎麼會有這個案子需要法院審理？

再者，對於泛公股事業加碼購買彰銀股份，法院認為沒有具體事證「證明」是因為財政部的指揮或動員，這恐怕也與社會普遍認知有所差距。判決書未見法院傳喚相關公務員作證之紀錄，或許是出於訴訟團隊的策略選擇。但如此影響人民對政府信賴的案件，筆者更期待法院調閱當時泛公股事業與財政部間所有函文、會議記錄甚至電子郵件，積極「開示」證物來讓證據說話，而不是讓原本就舉證困難的私人企業，僅能靠媒體報導來舉證，而背負沉重的敗訴不利益。

臺灣民間普遍認知：「民不與官鬥」，其實反映的是對政府體系深深的不信賴。政府單位在司法案件幾乎戰無不勝，短期看起來是「贏了」，但長期而言如果讓民間單位更怯於跟反覆難測的政府合作，恐怕也非全民之福。